王鹏 北京社科院
引言
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国家治理的时代浪潮中，政务数据作为核心治理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然而，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现象，犹如横亘在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的壁垒，导致数据资源沉睡、协同效率低下、公共服务碎片化等深层矛盾。2025年，《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正式施行，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政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闸门。这部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的立法，不仅构建了破解“数据孤岛”的制度工具箱，更通过法治赋能推动政务治理发生从理念到机制、从架构到能力的三重根本性变革，为数字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座。
一、《条例》的战略价值：从要素觉醒到制度重构
（一）奠定数字治理法治基石：从政策驱动到制度建构的范式升级
《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政务数据治理正式迈入法治化轨道，实现了从碎片化政策文件向系统性法律框架的历史性跨越。其突破性在于将分散的政策要求升维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确立了“一数一源”“目录管理”等核心原则，为跨部门、跨地域数据协同提供了权威的“制度公约数”。它为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上位法依据，填补了数字治理领域的立法空白，标志着数据要素流通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二）破解数据要素流通桎梏：激活战略资源的关键破局
在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政务数据作为最具权威性和公共性的基础性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程度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条例》的出台精准瞄准“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会共享”的深层梗阻，通过制度设计打破部门利益固化藩篱。一方面，通过建立政务数据目录动态更新机制与共享责任清单制度，将数据共享义务从“软约束”转化为“硬指标”，从法律层面消解部门“数据割据”的动力；另一方面，构建“需求导向型”共享机制，要求各部门以业务场景为牵引主动开放数据接口，推动数据从“部门资产”向“公共资源”的属性回归，为构建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提供政务端突破口。
（三）引领政府治理范式转型：从科层制分割到整体性治理的深度重构
《条例》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重塑科层制架构下的部门协作关系。通过确立“全国统一、分级管理”的政务数据共享管理体制，构建起纵向贯通中央到地方、横向联动部门到基层的治理新架构。在纵向层面，建立国家政务数据平台与地方平台的对接机制，实现“一数一源、一源多用 ”的全国数据流通体系；在横向层面，通过数据共享需求对接平台，推动跨部门业务流程再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数字动能。
二、精准施策：三重制度赋能破解共享梗阻
《条例》的制度设计直击政务数据共享的深层痼疾，展现出强大的制度性破障能力：既着眼于破解长期存在的部门壁垒、标准混乱、责任模糊等体制性障碍，又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共享治理框架，更以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制度供给，为打通数据共享“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根本性解决方案。
（一）构建权威统筹机制，终结“九龙治水”困局
《条例》的核心在于确立强有力的顶层治理架构。通过明晰国家与地方层级的政务数据共享主管部门权责，构建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并法定化政务数据目录的编制与维护义务，系统性地解决了治理主体、治理对象与治理规则的缺位问题。此举终结了过往部门条块分割、标准林立、责任模糊的碎片化管理状态，为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协同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运行规范，实现了从“分散无序”向“集中统一”治理范式的质变性跃迁。
（二）创新供需对接模式，疏通“肠梗阻”节点
针对供需脱节顽疾，《条例》构建了“目录引领、平台支撑、流程规范”三位一体的高效对接体系。统一的政务数据目录如同“数据资源图谱”，使需求方能精准定位“资源分布与获取路径”。国家及地方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平台的法定化，则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的“数据高速通道”与“交换中枢”。同时，《条例》对共享申请、审核、提供的全流程进行了标准化规范，明确了各环节时限与权责边界，显著提升了数据流通的可预期性与运行效率，促使数据能够按需、及时、精准地服务于业务场景，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服务模式转型。
（三）强化共享应用导向，释放“沉睡数据”价值
《条例》超越了工具性共享层面，旗帜鲜明地确立了“以应用驱动建设、共享与治理”的核心原则。通过建立健全数据共享应用的促进与保障机制，明确要求深化数据在关键领域的融合应用（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宏观经济决策、社会精准治理等），并将共享应用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这种结果导向的激励机制，强力驱动各部门角色从“数据保管者”向“数据价值创造者”转变，确保宝贵的政务数据资源切实转化为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优化公共服务质量的核心驱动力。
三、筑牢根基：构建安全与规范并重的治理屏障
安全是共享的基石，规范是效能的保障。《条例》构筑了“技术防护、管理约束与制度保障”深度融合的复合型防御体系，通过以下关键机制确保数据共享全程安全可控、合规有序。
（一）实施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
《条例》要求建立健全覆盖数据采集、归集、存储、共享、使用、销毁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从数据生成到消亡的每个环节，都需界定清晰的安全责任主体并部署相应的防护策略，实现安全风险的实时感知、动态评估和闭环处置，形成持续改进的安全治理闭环。
（二）推行分类分级与精准防护
核心机制在于依据数据价值密度与敏感程度进行科学分类分级，并据此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的安全策略。对于涉及国家秘密、重大公共利益及个人高度敏感信息的数据，《条例》设定了严格的共享边界与审批程序，确保核心数据安全可控。普遍要求采用数据脱敏（如去标识化、匿名化）、加密传输存储、基于角色的最小权限访问控制等核心技术手段，全方位保障共享利用过程中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与可用性。
（三）明晰权责边界与强化监督问责
《条例》清晰界定了数据提供方、使用方、平台管理方等多元主体的安全责任，建立了可追溯的责任链条。强化监督审计机制，要求定期开展风险评估与合规检查，对违规行为设定严格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它推动建立政务数据共享的安全评估认证体系以及应急响应预案，形成常态化、动态化的安全保障能力，确保安全体系能够有效应对持续演化的风险挑战。
结语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政务数据共享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纪元。它既是破解当前共享梗阻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更是面向未来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制度性基石。其成功落地，不仅依赖制度的刚性约束，更需培育共享文化、提升数据素养、推动制度与实践的持续迭代。唯有如此，方能将数据资源的巨大潜能充分释放，转化为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增进人民福祉的强劲引擎，在数字文明的新征程中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作者简介：王鹏，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数据资产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南昌理工学院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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