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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主流观点将冷战简化为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控制领域的对抗，且将欧洲视为这一冲突的核心舞台。然而，这种认知框架严重遮蔽了冷战更为本质的方面。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非军事竞争，也非战略博弈，更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它与第三世界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非殖民化浪潮与第三世界的激进化，这两个20世纪极具变革性的历史进程，虽然并非冷战直接催生的产物，但却在冷战的全球格局中被深刻重塑。冷战以各种方式对这两个进程施加影响，进而塑造了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基本面貌。这些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是超级大国刻意为之的直接干涉结果，另一些则是冷战体系运行中无意产生的副产品。但无论其性质如何，这些影响共同构建了一种结构性模式，该模式为泛欧世界国家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关系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从第三世界的历史视角出发，冷战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延续，只是采用了与传统殖民主义略有差异的形式。作为一个持续的冲突过程，冷战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与支配。超级大国及其扶持的当地盟友所运用的手段，与欧洲殖民主义最后阶段形成的统治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改造工程、向支持者许诺的现代化蓝图，以及在诸多情况下对反对者或“进步障碍”实施的致命打击。1878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
对于第三世界而言，冷战并非一个始于1945年（二战结束）或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的孤立事件，而是一段漫长历史连续性进程的组成部分，其源头可追溯至1878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甚至1415年（葡萄牙征服首个非洲殖民地）。在欧洲试图支配全球的这一漫长时段中，大国间的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对抗并非新鲜事物，过去推行对外干涉的大国之间，就时常因观念分歧而爆发冲突。约瑟夫·康拉德在1902年的《黑暗之心》中，曾尖锐批判殖民主义的本质，“所谓征服地球，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从那些与我们肤色不同的人们，或是鼻子比我们稍微扁平的人们手中把土地夺去……”，这段批判同样适用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扩张逻辑。冷战历史的悲剧性在于，两个超级大国在起始阶段都真诚地反对殖民主义，但其历史性工程最终却演变成了旧支配模式的延续。这种蜕变的根源在于美苏之间的激烈冲突、各自背负的“责任”与风险认知，以及对对方胜利将导致“世界末日”的恐惧。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形式上都反对殖民主义，但他们在第三世界推行各自现代化范本时，所采用的方法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法殖民工程极为相似，核心都是通过军事实力击溃反抗者，同时引入文化、人口和生态层面的变革。随着时间推移，美苏关于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基本观念，蜕变为以自我为标准的意识形态，其理论基础正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承接戴维·哈维观点所提出的“高级现代主义”。根据哈维的界定，“高级现代主义”信奉线性发展、绝对真理，信奉在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条件下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这种现代主义是实证主义、技术治理论和理性主义的混合体，由计划专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精英先锋强制推行。欧洲经济体的现代化进程被用作范本，而国际政治和贸易的扩张，则以给落后第三世界带来“有益和进步的现代化”为由获得正当性。20世纪中后期，第三世界各地区对殖民控制发起反击后，涌现的革命运动常常受到美苏模式“高级现代主义”的鼓动。在全球极端不稳定的时期，美国和苏联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权，在零和博弈思维主导下选择对外干涉不足为奇，除非遭遇强烈的国内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土精英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他们中许多人将国内目标与国际意识形态信仰绑定，从革命初期就主动寻求超级大国干涉，甚至制定必须依赖美苏介入才能实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议程。这些本土精英常常联合外国干涉者，向本国农民群众发动战争，以推行所谓的“进步”集中化计划。相较于美苏，第三世界精英更倾向于将现代化和消除农业人口视为最高目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惜动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段。这种对“进步”的道德绝对化认知，成为超级大国干涉的重要助力，因为无论本土精英的具体手段受哪一方影响，美苏都共享着“进步具有道德上的绝对必要性”这一核心观念。切·格瓦拉
1965年，切·格瓦拉在阿尔及尔“亚非团结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的灭亡和道德世界的诞生》的演讲，他宣称：“为摆脱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束缚而对帝国主义发起的斗争……与对落后、贫穷的斗争……是达到一个富裕而又公正的新社会的必经阶段……我们必须通过运用一切可能的、最先进的技术去赢得这场发展的战斗。我们不可能从人类封建主义到自动化原子时代漫长阶梯的最底层起步……必须有一个技术上的大跃进……在大工厂中，同时也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农业当中。”这番言论集中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对第三世界革命的影响。西方化的精英们常常以“美好目标”为名，在冷战中启动各类进步计划，而这些计划往往伴随着军事干涉。以阿富汗共产党政权为例，其第一份重要宣言提出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关系、实现男女平等、普及教育和医疗、消除文盲和失业等目标。然而，对于这个识字率仅24%、人均预期寿命42岁的亚洲最贫穷国家而言，这样的变革议程显然脱离实际。但当时的领导人菲佐拉·阿明却在总统文告中宣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通过成功的社会革命带来了最为重要的社会进步现象……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只有在革命的时刻，大众才能成为一个新社会政权的积极创造者。在这样的时刻，人民能够创造奇迹。”这种对革命力量的盲目迷信，正是高级现代主义脱离现实的典型表现。阿富汗领导人菲祖拉·阿明
对革命力量盲目迷信
冷战国际体系的两极性，使得无论第三世界政权和政治运动施行的国内计划多么荒谬，都极有可能找到超级大国盟友。这些同盟关系的形成有时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默认逻辑，有时源于战略考虑和经济需求，但最常见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凝聚感——通过将盟友的观念和目的解读为与自身一致而构建。这种观念投射有时会产生奇特的思想汇合，例如秉持威权发展主义的南越精英，就在反共斗争中与美国现代化理论形成同盟，其推行的“战略村”计划便是明证。“战略村”计划与苏联、埃塞俄比亚共产党人对付农民的手段相似，体现了对现代化的狂热追求。正如沃尔特·罗斯托（在冷战时期曾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试图通过经济现代化来促进政治稳定）的年轻助手于1961年所描述的：“过些年后，每个村庄都将建立起附属设施群落。中心将建起现代化农业中心，包含交易市场、公共汽车终点站、商店、会堂、中学、职业培训所、飞机跑道、直升机升降台及集市广场。农业中心将实现村庄生活‘未来化’，同时保留原有村庄”。这种脱离当地实际的规划，本质上是将西方模式强加于第三世界社会的尝试。面对这种强制性现代化，第三世界农民大多选择抵抗。他们的反抗形式多样，极少认同“高级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更多的是为保卫村庄、信仰和家庭而战。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等地，部分农民曾短暂接受能给予他们尊严的现代化模式，但当这些价值受到侵害时便奋起反抗。总体而言，他们的斗争指向集中化权力——伯特兰·巴迪（国际关系领域重要学者）所说的“输入的国家”，这类国家将控制延伸至村庄。从殖民时期到后革命时代，农民的反抗始终具有防御性特质。冷战期间，第三世界的战争造成了毁灭性破坏。由于这些战争多以农民为目标，获胜的手段往往不是战斗或轰炸，而是制造饥饿，其本质是摧毁生活而非财产。在库尔德斯坦、危地马拉、越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农民被驱逐出土地和村庄，被迫在屈服与挨饿间抉择。即便战争结束，一些政府仍继续对农村人口发动“战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谓的“管理不善”和“无所作为”，实则是通过摧毁水源、灌溉系统和牧场，瓦解顽固抵抗的农民共同体。文化暴力同样严重，数百万人被强制改变宗教、语言、家庭结构甚至姓名，以适应“进步”需求。殖民时代末期，对农民村落的侵袭催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反抗形式——认同本位主义，即肯定现代话语之外的其他文化、宗教等。这是对殖民体制中缺乏意义和物质回报的强制性身份认同、程序化行为和顺从模式的替代。随着社会主义和美国化吸引力的下降，冷战意识形态曾试图否认的种族和宗教价值，这反而成为第三世界许多政治家的核心目标。理查德·怀特在万隆会议期间就观察到：“西方态度和实践唤醒的种族意识，已与防卫性宗教情绪结合，形成了兼具种族性和宗教性的身份认同体系，并通过情感性民族主义跨越国界，将多国联结起来。”这种认同重构为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在冷战废墟上兴起的认同本位主义运动中，泛欧洲西方——一个横跨北半球且在南半球有殖民据点的庞大存在——常被视为敌人。由于这些运动大多未能夺取政权，部分选择以恐怖主义表达立场（例如2001年“9·11”事件）。即便建立国家，仇恨和愤怒也可能将其引向法西斯主义，成为区域动荡的新源头。作为掠夺和战争的恶果之一，恐怖主义固然邪恶，但其造成的苦难可能低于其他源于历史不公与暴力伤害的后果，如种族清洗、持续性的压迫统治等。程度甚至可能低于其他后果。冷战的结局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和另一个的延续为标志。苏联的解体不仅终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也终结了俄罗斯帝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独立、经济陷入危机以及车臣战争爆发，苏联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在俄罗斯人眼中已成泡影。衰落催生了天真的犬儒主义，许多俄罗斯人试图否定过去，标榜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公民”，但种族主义仍以各种形式存在。苏联的解体终结了苏维埃
社会主义和俄罗斯帝国
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被第三世界政权和运动利用，在腐败官员协助下掠夺俄罗斯财富。谣言盛行，称大量资金流向尼加拉瓜、越南、巴解组织，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尤其被指责。1993年12月，《消息报》评论员甚至质疑纳尔逊·曼德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认为真正应获奖的是释放他的德克勒克。但事实上，对外干涉的直接经济代价并非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共最后十年对第三世界的军事和非军事援助，占政府开支比例可能低于2.5%（含阿富汗战争的半数开支）。从经济角度看，若计划经济持续，苏联本可继续对外干涉。真正难以承受的是作为超级大国的军事成本——占政府支出三分之一的庞大军事机构，从生产领域抽取了大量资源，削弱了国民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经济增长放缓使政府财政拮据，导致政府应对民众压力的能力下降，而民主化趋势又使压力不断上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第三世界干涉的作用体现在政治层面。经济下滑时，民众开始计算为国家开支付出的代价，而苏联仍介入亚非拉事务，造成灾难性政治后果。阿富汗战争成为开支象征，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不当的对外干涉与经济衰退、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东欧剧变共同摧毁了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导致1991年8月政变时苏共被精英离弃。对苏联精英而言，干涉主义的主要代价是损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20世纪70年代，精英们审视了第三世界新政权是社会主义的镜子这一表述，并表达了不满。到20世纪80年代末，精英内部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长期欠发达，而资本主义则预示着可行的现代化。考虑到1991年的政变可能导致斯大林主义回归，苏联精英放弃了党和社会主义，转而为俄罗斯民主化及90年代对民族和国家资源的掠夺打开大门。与苏联不同，美国在冷战后成为“顶级大国”。新冷战史研究表明，美国的顶级大国地位可能始于20世纪初期而非末期，冷战时期从未有过两个对等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实力、增长速度、思想和现代化等方面均占优势，其扩张是冷战历史的重要部分。卡尔·马克思曾预见美国将成为20世纪主要革命性力量，横扫全球霸权障碍。美国变革了贸易和金融市场，创造了新经济模式；击败德国、日本和苏联，为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设定了规则；推动欧洲盟国社会开放与融合，促成欧盟；创造了“视听文化”及消费模式；通过干涉、原材料需求和发展观，塑造了第三世界。一些历史学家将权力与道德混淆，视美国为“善的力量”，认为其国际角色内含道德准则。这种观点基于意识形态认同，与共产主义对手相似，以目标正当性遮蔽手段性质，既错误又危险。尽管美国对许多人有吸引力，但这不能成为在亚非拉使用暴力的借口。从第三世界视角看，美国干涉的后果是可怕的。尽管美国宣称追求稳定增长与民主的结合，但除韩国外，在1945年后直接或间接干涉的约30个国家中均未实现这一目标。其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计数，且持续影响至今——大量地雷和武器仍在夺走生命，威胁后代。冷战终结的一个可怕后果是，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协商投降，遮蔽和淡化了对第三世界灾难性干涉的后果。有人认为，若共产主义的崩溃部分源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那么越南战争等“败笔”也应被重新解读为“为东南亚资本主义转型赢得时间”，为90年代全球化铺平道路。这种“必胜论”认为，美国的牺牲释放了自由力量，将自动促成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在世界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虽然美国从未在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缺席，但是关于其对外干涉的争议较少，这主要源于“必胜论”，也因美国霸权未受到直接威胁。经济繁荣使消费主义覆盖了更多美国人，多数人对第三世界的冲突和苦难漠不关心。中情局阿富汗问题专家米尔顿·比尔登曾直言：“我们真的在乎楠格哈尔的长远未来吗？可能不会。当结果出来的时候，猜猜怎么着？我们真不在乎。”克林顿政府将债务危机、贫困恶化、朝鲜和巴勒斯坦安全问题等搁置，任其发展，这些问题甚至从美国情报视野中消失。20世纪90年代，相继爆发了海湾战争、
索马里战争和科索沃战争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新的干涉主义并非反常，而是冷战政策的极端延续。主要区别在于，如今缺乏苏联这样能制衡美国的全球性大国。但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总体目标未变：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改造市场和认知，才能确保美国安全。2002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在伦敦感恩节演讲中称：“我信仰自由，我认为自由是一种权利，一种义务，一种天命，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自由还是一种外交政策。美国将坚持不懈地保卫自由……自由就是美国的全部意图所在……美国代表着自由，保卫着自由，推进着自由，扩大着自由的共同体。”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入侵和占领，是以自由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推动力的典型案例。与冷战时期类似，干涉开始后，安全理由（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伪，仅剩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诉求，而伊拉克陷入了无休止冲突。美国干涉主义是否有尽头？从历史看，可能性不大。美国自诞生起多数时间是干涉主义强权，其全球霸权地位使这一状态永久化。但也存在反干涉的力量，例如对越南战争的抵制、对中美洲干涉的抗议以及对伊拉克占领的反对。这种边缘力量在揭示对外战争如何拖垮国内进步时最为强大。从意识形态层面，打破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所说的干涉主义“偏好”与民主“理论”之间联系的唯一途径，可能是“国家利益”的诉求——这在所有民主政治中都应如此。随着全球对美国干涉主义抵制的增强，其国内民主实践将面临更大压力。若不转变外交政策，美国民主可能重蹈苏联社会主义的覆辙。冷战结束时，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地区；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不到六分之一，且少数特权阶层与多数贫困群体的差距仍在快速拉大。从长远看，数量日益减少的特权少数派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其经济、政治和军事法令。除非贫困化进程逆转，否则贫困的大多数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西方国家过去几个世纪在他们国家使用的干涉方法，进行反击。在2001年“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对纽约双子塔的袭击，与冷战期间美苏在卢旺达或喀布尔犯下的罪行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其震动之所以巨大，更多是因为发生地点特殊，而非屠杀行为本身的惨烈程度。从冷战历史中，我们能汲取的重要教训是，单边军事干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开放国界、文化交流和公平的经济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这并非和平主义的观点——在遭受攻击时，人有权自卫。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意识形态日益多样化且因交往而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里，解决冲突日益加剧的唯一办法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同时促进交流，并在必要时通过多边行动预防灾难性事件。冷战仍是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它昭示着：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一路径，任由奉行全球干涉主义的政权摆布，世界将会陷入何种境地。唯有坚持多边合作、公平交流与相互尊重，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冷战覆辙，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全球秩序。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军事文摘，文安立【挪】著、牛可 等译、李培格 摘编。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
转自丨军事文摘
作者丨文安立【挪】著、牛可 等译、李培格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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