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分殊与安全聚合：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困境

2025年3月6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一项名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2030战备计划”（以下简称“重新武装欧洲计划”）的重要提案。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欧盟成员国在安全防务领域面临着国家主权原则与共同行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该提案正是欧盟试图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举措。仅两周后，也就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成立100天的3月19日，欧盟委员会如期发布了备受瞩目的《欧洲防务白皮书：2030战备计划》（以下简称《防务白皮书》）。

欧盟安全战略自主长期受阻，此前推出的欧洲防务局、“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机制等，因成员国在安全目标与资源分配上分歧明显，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多数计划流于政策宣示。当前，美俄关系缓和引发地缘政治焦虑。2024年，美俄就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时将欧盟排除在外，这凸显了欧盟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法德等核心成员国希望通过加强防务合作重塑安全政策主体性，推进防务工业整合与联合指挥体系建设。在此背景下，欧洲寻求国防自主看似成为必然选择，但其能否弥合内部分歧与消除外部障碍、摆脱防务一体化难以落实的困境，仍有待观察。

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历史与困境

冷战后，欧盟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等构建了相关制度，在军事指挥、危机反应机制等领域实现了渐进式提高。2005年《欧盟宪法草案》遭法荷否决导致一体化进程受挫，各国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欧洲防务基金（EDF）调整策略，推动防务合作向机制化、实体化方向演进。当前，法德主导防务工业整合与联合后勤体系建设，开展超越传统协调模式的制度探索。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里斯本条约》，欧盟不断强调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但实际进展并不显著。其中三大结构性问题尤为突出：一是欧洲各国自身防务力量薄弱；二是北约对欧洲共同防务的制约；三是关于欧洲身份定位的分歧。

欧洲共同防务的基础是成员国的防务力量。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不断削减防务投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欧盟28国在2007年－2015年的实际防务总开支（扣除通胀和汇率变动因素）下降了14.5%。究其原因，冷战后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德、英等主要成员国，不再将俄罗斯视为真正的威胁，防务上依赖美国已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其次，欧洲社会的“后现代”特征日益明显，福利制度的普及、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青年人不愿参军的现状，使整个社会心理越来越不利于加强防务建设。而欧洲国家的兵役制度改革（由义务兵役制改为志愿兵役制）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经济持续不振也削弱了防务力量的基础。尽管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普遍加大了对防务力量的投入，但基础薄弱成为防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

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

使得欧洲防务面临挑战

第二个结构性困境来自北约的制约。北约对欧洲防务存在四大制约：一是在战略决策上，北约指挥体系主导行动，而欧洲处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内；二是在资源分配上，2024年北约欧洲成员国大量的军费用于购买美制装备，仅22%投入欧洲联合项目，而欧盟防务基金预算不足北约军费的0.4%；三是在技术依赖上，78%的精确制导弹药依赖美国，70%的军用芯片依赖亚洲，“互操作性”标准压制了欧洲的技术自主性；四是在地缘博弈上，东欧国家80%的新增军费用于购买美制装备，而法德两国在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中延缓了整合进程。这些因素导致欧洲弹药产能不足，相关能力滞后，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欧盟成员国在自身定位上分歧明显。北欧国家视军事一体化为对和平主义身份的背离，丹麦通过“opt-out”机制排除了防务条款的约束；法德等主要成员国则推动“安全与防务联盟”的建设，但因对“民事手段优先”原则的妥协而暴露了定位上的矛盾。理论上，这体现为“规范性力量”（侧重制度性影响力）与“安全行为体”（侧重硬实力建设）之间的范式之争，这种冲突在防务机制设计与资源分配中得到了反映。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瑞典、芬兰转向北约，丹麦等国仍坚守身份边界，消解共同防务共识，迫使欧盟在“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团结”之间寻求模糊平衡。本质上，这是对“欧洲一体化向何处去”的根本追问，关乎欧洲能否重构身份认同、实现从“规范性力量”向“安全行为体”的转型。

从“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到《防务白皮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时符合美国与欧洲的利益，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压舱石”。美国通过在欧洲驻军，不仅遏制了俄罗斯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还限制了欧洲在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可能性。而欧洲则通过减少在防务上的开支，使各国能够专注于发展经济。乌克兰危机后，西欧国家等积极增加国防预算、强调防务自主。特朗普竞选期间曾鼓励俄罗斯对军费不足的国家采取行动，上任后又寻求与俄和解且将欧洲排除在外。这一系列举动动摇了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基石，成为相关文件出台的导火索。

欧洲将发展重点放在增加国防预算上，并投资欧洲国防工业基础，优先采购本土装备，以巩固国防科技实力、激发创新并促进内部国防装备市场发展。“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借助新型财政工具增强了泛欧防务协作，《防务白皮书》也明确了防务改革的路径和投资方向。“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以8000亿欧元资金池为核心，旨在推进防务自主化，具体通过三大战略支柱实施。一是创新财政机制。启用《稳定与增长公约》豁免条款，将国防开支不计入赤字考核，释放6500亿欧元的财政空间，并联动“凝聚力政策资金”支持国防研发。二是推进产业整合与联合采购。设立1500亿欧元的专项贷款，推动标准化军备采购，争取到2030年将内部国防贸易额从28%提升至35%、到2035年将本土供应链比例提升至60%。三是构建技术主权。聚焦人工智能（AI）、高超声速武器等前沿领域，通过“防务技术加速器”将防务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0.3%提升至0.5%（到2030年），并推进跨国项目合作。

欧洲的武器系统种类数量是美国的6倍

相较于“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通过新的财政手段加强泛欧防务能力，《防务白皮书》则制定了全面的防务路线，并确定了投资需求，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提供了框架。其开宗明义呼吁解决关键的能力差距，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国防工业，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确保相关国防金融工具和资源到位。其聚焦补齐能力缺口、整合国防工业与重塑供应链安全三大核心议题，明确了防空反导、弹药产能、无人机与AI等11个关键技术缺口，提出简化法规计划。该计划本质上是对欧洲国防领域长期存在的制度性障碍进行系统性改革，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法律框架重构与行政流程再造，打破成员国间的碎片化合作模式，推动泛欧防务工业的协同发展。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模拟显示，简化法规可使欧洲国防采购成本降低35%，内部国防贸易额提升35%。欧洲防务局（EDA）的评估报告也指出，通过“需求聚合”机制，成员国在2025年可节省约120亿欧元的采购开支。这些数据印证了法规简化对提升国防工业效率的关键作用。欧洲正试图构建一个“去碎片化、强协同性、高自主性”的防务生态系统，这一进程将深刻影响全球安全格局的权力分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左）、英国首相斯塔默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伦敦峰会

《防务白皮书》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倡议，其效力取决于各个成员国的支持力度。换句话说，其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欧盟内部的团结以及在“安全战略自主”上的共识。

在欧洲追求安全战略自主的进程中，“是否组建具有独立威慑能力的‘欧洲军’”是首当其冲的制度性难题，其难点在于存在“一体化效率”与“国家主权让渡”的矛盾：一方面，欧洲军事体系碎片化导致装备重复建设、指挥协同低效、研发资源分散等问题，仅成员国现役装备种类数量就达美国的6倍，2023年内部国防贸易额占比仅28%；另一方面，各国基于身份认知与利益考量，在主权让渡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法德争夺主导权，北欧国家以宪法条款抵制集体防务，中东欧国家则更依赖北约。2024年的民调显示，68%的德国民众反对将国防指挥权让渡欧盟。历史上“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以及当前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低政治化的功能合作，均印证了这一矛盾的复杂性。即使在“重新武装欧洲计划”的财政支持下，欧洲仍难以突破“非效率非主权”的困境，只能通过“迷你一体化”的渐进模式，在跨国安全需求与国家主权边界间寻求脆弱平衡。

地缘创伤与美国控制阻碍

一体化进程

欧洲安全战略自主的历史障碍在当代呈现出深刻的延续性与复杂性。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塑造的地缘创伤，不仅固化了欧洲内部的安全认知分歧，更在欧盟东扩后引发了新的结构性矛盾。

“欧洲军团”法德混合旅举行联合演习

以波兰、立陶宛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其历史记忆与现实安全需求交织，成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鸿沟。波兰与立陶宛的历史创伤，深刻影响着欧洲安全战略自主进程。在近代历史上，波兰领土曾三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1939年又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遭苏德两国双重占领，这使得波兰对“大国势力渗透”极度敏感。

为保障自身安全，波兰于2024年投入100亿兹罗提（约25.5亿美元）大力推进“东部盾牌”计划，沿着白俄罗斯边境精心部署了一条长达187千米的钢制隔离墙，并构建了电子监控系统，严密监测周边动态。此外，波兰还计划将军队规模扩充至30万人，意图打造北约东翼最强大的地面军事力量。波兰总理图斯克直言，其安全政策核心便是“永远不再允许历史重演”。秉持这种理念，波兰在欧盟防务合作中始终坚守“主权优先”的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指挥权让渡。

立陶宛同样有着惨痛的历史记忆，二战期间被苏联与纳粹德国交替统治，1944年被苏联重新占领后，约20万立陶宛人因抵抗被流放或处决。这段经历使其对俄罗斯威胁形成“条件反射式警惕”。2024年，立陶宛联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共同启动“波罗的海防线”建设项目，沿着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边境，部署反坦克壕沟、掩体以及无人机监控系统，总投资超过50亿欧元。立陶宛国防部长卡斯奇纳斯表示，这是“对历史教训的制度化回应”。这样的防御性战略，与法德推动的“欧洲军”概念产生分歧，立陶宛坚定主张在北约框架下开展集体防御，拒绝将资源投入到可能削弱美国安全承诺的欧盟自主防务项目中。

安全战略自主进程不仅在欧洲各国遭遇了分歧与阻力，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内外挑战。审视当前局势，尽管美国表面上呈现出一种战略收缩、逐步撤离欧洲的姿态，似乎为欧洲的安全战略自主腾出了空间，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所期望的是欧洲国家能够在防务领域承担更多责任，而非彻底摆脱其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其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尽管北约2024年峰会宣称“欧洲需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但美国实则借此强化控制。在军事层面，2024年1月，美国计划在英国拉肯希思皇家空军基地部署爆炸当量达广岛原子弹三倍的核弹头，以增强核威慑力；还向波兰增派装甲旅，目前约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以强化美国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在经济层面，推动北约32个成员国中的18个国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2%，促使欧洲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促使欧洲军工体系深度嵌入美国供应链，2024年北约欧洲成员国64%的武器从美国进口，较5年前增长12个百分点。此外，通过《工业能力扩张承诺》，要求欧洲国家将20%国防预算用于美欧联合研发项目，以此把控欧洲防务技术发展。这种“责任分担但主导权不变”的策略，实质上是将欧洲防务纳入美国全球战略框架，阻碍了欧洲安全战略自主进程。

结语

欧盟推进防务自主的进程，始终交织着主权让渡与安全协同之间的深层矛盾、跨大西洋依附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博弈张力，以及“规范性力量”身份定位与现实安全需求的理念碰撞。从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可见欧洲突破安全困境的迫切性，但也难掩成员国在防务资源分配、指挥权归属、技术路径选择上的分歧本质。这一分歧不仅关乎军事能力的重塑，更关乎对欧洲安全身份的重新界定。

欧洲防务一体化既难以在短期内达成“独立防务共同体”的目标，也不会退回完全依赖北约的旧模式。在乌克兰危机催生的安全意识觉醒与长期一体化惯性的双重影响下，其更可能形成一种“差异化协作”格局：法德等核心国通过深化工业整合与联合指挥积累实体化合作的实践经验，中东欧国家在北约框架内强化双边安全承诺，北欧国家在“民事力量运用”与“有限军事合作”间维持平衡。这种“多维度防务一体化”模式或许效率不高，却能在主权边界与安全需求间找到暂时平衡点。技术自主与供应链重构将成为破局关键——若欧盟能通过财政创新与产业政策扶持，培育起独立的国防科技体系，逐步降低对美制装备与亚洲芯片的依赖，或可积累足够的战略议价能力。而跨大西洋关系的再定位，则考验着欧洲能否在“责任分担”与“主导权让渡”间划出清晰红线。最终，欧洲防务的未来不在于追求理想化的“战略自主”，而在于在持续的矛盾调适中，构建一个契合自身地缘特质与政治现实的“务实安全共同体”。这一进程或许漫长且充满妥协，但也惟有在动态平衡中，方能守护欧洲对“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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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军事文摘

作者丨龚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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