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下一个全球投资避风港？

3月13日，在第32届东盟经济部长务虚会上，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敦促东盟在全球经济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将自身定位为投资的避风港。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供应链重组持续推进，全球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持续上升。随着安全在经济政策与投资决策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资本的流动也趋于谨慎，从追求效率最大化逐渐转向风险分散与韧性建设。罗克的呼吁无疑传递出了东盟主动寻求重构自身在全球投资版图中位置的明确信号。

事实上，东盟凭借人口、自然资源、区位和一体化发展上的优势，或将藉由中美博弈加剧这一窗口期，在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罗克所勾勒的避风港蓝图能否实现，仍然取决于区域内部的有利条件和结构性挑战之间的平衡。

首先，东盟具备显著的人口红利优势。相较于老龄化趋势明显的东亚和美欧发达国家，目前东盟地区仍然拥有相对年轻、持续增长的劳动力，且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根据东盟发布的关键指标报告，2024年东盟地区总人口达到6.84亿，占据全球人口的8.4%，仅次于印度和中国。优良的人口结构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奠定了制造业领域的用工成本优势，也为当地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张创造条件，是该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保障。

其次，东盟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和农林渔业资源，能够满足全球在原材料供应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上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考虑到当前美欧发达经济体正在寻求中国以外的替代供应者。其中，印度尼西亚的镍矿储量占全球总量的22%；马来西亚是全球少数几个拥有稀土精炼能力的国家之一；越南拥有世界级的稀土资源。东盟地区不仅拥有锡、钴、镍和稀土等关键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战略资源，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棕榈油和蕉麻产地。高品位、易开采的关键矿产资源和热带气候下盛产的经济作物，为东盟提供了工业原料上的天然成本优势，更为该地区的能源转型、数字化转型与承接中高端制造业提供必要支撑。

再次，东盟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占据重要的区位优势。一方面，东盟地处亚太“十字路口”，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约承载全球海运贸易量的25%。凭借便利的海陆交通网络，东盟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键联结点。另一方面，东盟长期以来奉行“大国平衡”策略，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且东盟部分成员国还积极在中美以外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与更多的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基于相对务实的中立立场，加之自身所具备和联结的庞大市场，东盟为希望分散生产布局、对冲大国竞争风险的跨国公司提供了相对理想的投资地选择。

此外，东盟长期以来的一体化建设在持续改善区域内部的营商和投资环境。目前，在《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的指导下，东盟区域内99%的税目已经实现零关税；东盟还加强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力度，建立了非关税举措数据库，提高了规则透明度。在投资方面，《东盟投资便利化框架》中的十大类措施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已逐步落实，其中包括信息透明、行政程序精简、投资者援助与咨询服务等举措；《东盟全面投资协定》也在持续修订以放宽投资限制，清扫投资障碍和壁垒。成员国通过税收优惠、工业园区政策、外资准入放宽等激励政策吸引投资。通过“开放的区域主义”，东盟深化了区域内部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同时充分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

得益于人口、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和持续的一体化建设，东盟不仅是当前全球最具备增长潜力的市场，还逐渐从传统低端产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延伸，承接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转移出的产业与生产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中日渐重要的一环。相比过去，东盟的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农林牧等原料为主，逐渐转向以工业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为主，关键矿产、半导体、电子电器、汽车、消费电子和服装占据出口总额的36%以上。

可见，在多重要素的叠加作用下，东盟已经逐步发展成兼具成本优势和增长潜力的投资目的地。根据2025年东盟投资报告，该地区在2024年吸引了226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8%。相比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1%的态势，东盟的投资吸引力不降反增。

然而，东盟所寻求的避风港地位面临多重约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的不确定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长期可持续发展。

首先，政治风险是外资进入东盟地区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比如，缅甸局势长期动荡、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频发、菲律宾等国面临选举的周期性波动等，都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成员国的政策模糊性和变动风险也会影响投资的效率与成本。例如，印尼政府于2020年禁止镍矿出口，要求镍矿、铝矿等必须在印尼境内加工，并签署相关修正案，加强政府对矿业的监管，要求外资矿业公司逐步将其51%的所有权转让给印尼实体部门。印尼2024年出台的《航运法》修正案，对外资航运公司股东资质和船舶吨位提出了严苛要求。

其次，东盟地区脆弱的地缘政治平衡挤压了其投资避风港的战略空间。东盟经济呈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特征，高度依赖外需。而作为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第三国”，东盟通过进口中国的中间品，深度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填补了美国推行“去中国化”策略所造成的空白，成为了企业寻求“中国+1”的选择。但东盟从中获利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风险和压力。大国博弈的长期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原产地合规与追溯、技术标准双轨化等地缘政治溢出风险，或将冲击东盟的经济增长，削弱东盟作为投资目的地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韧性将对该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产生巨大影响。

再次，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制约了东盟发展经济和吸引投资。尽管近年来东盟在运输、能源和数字连接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但东盟地区仍面临着每年约400亿至6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根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新加坡位列全球第一，得分4.3；老挝和柬埔寨排名并列第115，得分2.4。东盟部分成员国在运输、通关和物流服务等方面仍然较为薄弱，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的基础设施抬高了区域内企业的运营成本，也限制了该地区承接更多高端制造业的转移，削弱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和产业聚集能力。

最后，区域内的非关税壁垒影响着东盟的外资吸引力。尽管部分成员国已经陆续出台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但仍然存在“隐性壁垒”。例如印尼政府对本地制造提出较为严苛的要求，要求部分行业满足40%以上本地化生产；跨国企业出口东盟需满足原材料或产品配件本土化的要求。且部分成员国就外资企业经营作出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经营资质审查耗时长；对本地劳工占比、人员审批、关键岗位人员国籍等方面也提出严苛要求，大幅增加了外资企业的时间成本和经营压力。

同时，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程度仍然相对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内部统一市场。目前，区域内部贸易仅占总贸易额的21.5%，服务和资本市场开放不足。且各国政策执行能力差异大、监管体系发展不均衡，而东盟一贯奉行非强制性、非正式性的协作方式，尤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关键产业上仅达成了最低标准共识，缺乏统一且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碎片化的制度特征导致了企业在进入东盟市场时需要适应不同的标准与制度，合规成本与制度适应成本较高，削弱了东盟的整体投资吸引力。

此外，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梯度分化的结构，增加了跨国企业在东盟内部进行资源配置与供应链布局的复杂性。比如，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高收入经济体，其在劳动力素质、技术发展与应用、法治环境等方面遥遥领先，而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东盟内部难以形成高效的产业协同体系，限制了其在承接大规模国际投资与产业转移上的整体竞争力。

总体而言，尽管在目前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东盟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吸引了大量外部资本，但尚未形成支撑全球投资避风港所必需的稳定性与韧性。换言之，作为承接外部资本的过渡性投资空间，东盟吸引力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前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机会窗口，而非建立在内部高度稳定且可预测的基础之上。要成为长期稳定的投资避风港，东盟不仅要降低政治与政策的不确定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清除非关税壁垒，推动内部包容性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需要在变幻动荡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保持战略自主性、增强政策韧性。换言之，东盟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投资避风港，不仅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演变，也取决于其在动荡国际体系中的战略选择与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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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嵇先白、葛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