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original-font-size="10" mp-original-line-height="16">玩具等杂项制品

4605.33

13.09%

3

纺织品/鞋服/羽发等制品

4301.94

12.22%

4

金属及其制品

1978.63

5.62%

其中

钢铁及其制品

978.37

2.78%

5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

1829.49

5.20%

6

运输设备及零部件

1451.57

4.12%

其中

载人电动汽车(万辆)

30.42

0.09%

1.39

全地形车(万辆)

26.88

0.08%

20.02

高尔夫球机动车(万辆)

40.55

0.12%

13.58

小客车(仅燃油,万辆)

78.86

0.22%

5.13

摩托车/脚踏车(万辆)

105.12

0.30%

487.01

无人机(万架)

18.00

0.05%

75.08

7

低值简易通关商品(万吨)

1301.01

3.70%

120.92

8

化学品及化工品

1145.73

3.26%

9

光学/计量/医疗仪器及零部件

834.50

2.37%

10

木纸制品

597.92

1.70%

11

石材、陶瓷及玻璃制品

591.49

1.68%

12

皮革制品

466.27

1.32%

13

香烟(万吨)

165.27

0.47%

5.91

14

其他

928.66

2.64%

总计

35194.99

100.00%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第四,金融数据超预期,政府债券发挥重要作用。一季度,我国金融数据整体超预期。其中,(1)M1余额同比增长1.6%,增速环比上升1.5个百分点。M1增速回升,说明资金活化程度有所提高;M2同比增长7%,环比增速持平。(2)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同比多增3200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04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603亿元,以房贷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增加883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66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51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8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5442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866亿元。截至3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65.41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继续保持对实体经济稳固的支持力度;(3)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7万亿元。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22.96万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政府债券增长较快。一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3.87万亿元,同比多增2.52万亿元。M2、人民币贷款、社融等增速均超过一季度名义GDP增速,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有效信贷需求整体回暖。不过,从货币供应量看,一季度M1和M2的剪刀差仍在5%以上,说明我国资金向实体经济的渗透效率仍待提升(见图5)。

二、物价下行压力探析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之一,价格水平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要素。按照最“浅显”的说法,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应从供求两方面分析。我国PPI连续七个季度同比下降,GDP价格缩减指数连续八个季度为负(见图3、4),反映出当前我国物价下行的严峻性。应对物价下行压力,必须笃定结构性改革决心,从消费、产能和技术变革三方面综合考虑,进行长远布局。

(一)需求维度

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近年来,我国总需求正在发生阶段性、结构性变化。就目前来说,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消费不足。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9.2%[1],不仅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也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长期来看,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待提高。第一,初次分配环节中,我国居民部门享有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相比发达国家较低。从国际比较来看,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0.8%,远低于美国(85.2%)、日本(72.6%)和印度(78.7%);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22.6%,明显高于美国(4.0%)、日本(5.2%)和印度(13.9%)。在初次分配环节,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分别为52.7%和4.7%,均低于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第二,再分配环节中,政府部门的实物社会转移偏低[2],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不足。根据许宪春的测算,2009年到2019年,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均值为5.16%,在所选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金砖国家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中仅高于印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第三,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养老金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约3500元,而城乡(95%为农村居民)居民基本养老金月均仅为223元,差距明显。

(二)产能维度

产能过剩通常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产出或产能比例失调‌。事实上,一旦市场容量扩张速度低于产能增长速度,就会出现“内卷式”竞争。这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遵循“优胜劣汰”的大逻辑。比如,迈克尔·波特20世纪90年代时就将日本企业之间激烈的国内竞争视为日本成功的关键。但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严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大打价格战也对物价水平有着直接伤害。

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宏观层面经济失衡。我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依靠债务驱动,投资多,消费少。投资总归要形成产能。2016年的“去产能”,虽然达到了一些效果,却也引发了不少问题。第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在“国家产业政策+地方细化配套”的模式下,各地方政策性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相互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产销量增加的同时,容易造成价格、利润下降。第三,企业的行业“生态圈”有待健全。大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熟悉各种降成本的管理模式,但不擅长共建行业“生态圈”。理想状态下,“生态圈”内的企业应为合作伙伴留出较为合理的利润空间,通过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和销售网络等实现营利。

(三)技术维度

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收入效应(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产出效应(商品性价比提升)同时影响价格水平。但从历史经验看,技术进步的产出效应在短期居于主导,会降低社会的价格水平。比如,一项针对美国的宏观研究表明[3],技术进步对于“大缓和时代”美国的物价水平起到了抑制作用。再比如,从行业看,中国的智能手机行业在2012年快速发展,大量厂商涌入,自此以后,中国手机的“价格战”从未停歇,从2012年至今,CPI通信工具有90%的时间同比增速为负,降幅中枢在-3%左右。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成就突出,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一些先进技术已落地为成熟产能。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同样增加了物价下行压力。2022年上半年以后,我国的交通工具CPI、汽车制造业PPI均出现了大幅下降趋势(见图6)。

[1] 2024年数据未公布。

[2] 实物社会转移是政府以实物形式向居民提供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这些服务能够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和居民的消费水平。

[3] Lv, Lei, Zhixin Liu, and Yingying Xu. "Technological progress, globalization and low-infl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loS One 14.4 (2019): e0215366.

由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我国本轮物价下行压力周期与技术进步周期有所重合。技术进步(及其应用推广)是物价下行的“第三因素”。第二,对于这些既“新”又“过剩”的产能,我们要谨慎处置,一方面在需求层面继续推动“以旧换新”政策,另一方面在供给层面“反内卷”。

三、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企稳

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在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继续延续止跌回稳走势,市场交易继续改善。其中,核心城市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尤其是3月以来重点城市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持续回升,多个核心城市迎来“小阳春”行情。

(一)“小阳春”春暖人心

2024年四季度以来,中央强调要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改善房地产投资,加大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对房地产企业提出“白名单”制度,金融贷款给予支持。综合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多个利好信号。

第一是销售量增价稳。一季度,我国房地产销售“量增价稳”。首先,商品房销售面积延续了2024年第四季度的增长势头。2025年一季度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3%,创近21个月累计同比降幅新低。其次,正如CMFA上季度的分析,房地产销售周期领先于房价周期1-2季度。一季度,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自2023年三季度以来首次止跌回升(见图7)。最后,分能级来看,整体一线韧性强于二三线城市,一线3月单月环比翻番,同比增14%,累计同比增25%,增幅显著高于二三线。不过,二三线也有局部复苏、“以价换量”的良好信号出现。由此可见,房地产需求侧筑底企稳信号愈加明确。

第二是土地市场有所升温。一季度,根据中指研究院的初步统计,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面为731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9%,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16.3个百分点;土地出让金3449亿元,同比增长20.2%;溢价率提升至12.4%。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升温明显。主要原因是房企对核心城市新房销售前景看好,补仓意愿较强。

第三是房企经营状况向好。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中,国内企业贷款降幅比前2个月收窄3.8个百分点,个人按揭贷款降幅收窄4.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房企经营状况有所改善。此外,房企融资也受到一定支持。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披露数据,截至3月初,商业银行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贷款金额已超6万亿元,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已经支持超1500万套住房建设交付。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也出现了显著攀升,接近适度景气水平(见图8)。这些都反映出房地产供给侧稳中向好。

注释:通常情况下,国房景气指数100点是最合适的景气水平,95至105点之间为适度景气水平,95以下为较低景气水平,105以上为偏高景气水平。

(二)房地产投资仍在回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9904亿元,同比下降9.9%。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连续33个月负增长。房地产业的“最后一环”[4]仍在艰难回调之中。

从短期看,一季度开发投资回调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2025年初土地供求规模低位下行。一季度土地成交1.2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0%。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定决心去库存、稳房价,进一步缩紧了供应预期,压低了投资需求。而从中期看,伴随土地供应的收紧,房地产投资还将延续一段时期的负增长。不过,如果新一批增量政策能够较快落地,特别是以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为核心,楼市支持政策能够显著加码,也存在缺口加速收窄的可能。

[4] 开发投资指标的调整时间一般会慢于新房销售、一二手房价、新开工、土地交易等指标。

四、贸易战将带来多大挑战?

2025年4月,美方对世界发起贸易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惊涛骇浪,我们既要有“天塌不下来”的定力,更要对形势做好分析研判。对此我们整理汇总了国内外主流机构对我国经济冲击预测数据。

第一,国外机构普遍下调了2025年中国GDP增长预期,下调幅度中位数为0.5%。其中,花旗预测2025年中国经济在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下仍将保持4.2%的增长率(见图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将中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0%,但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3.3%下调至2.8%)。

第二,国内外机构普遍预计2025年中国对美出口将大幅下降,拖累中国的出口表现。在贸易战早期,一些机构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几次“朝令夕改”,做出了基于不同关税税率的模型推演(见表2)。但截至本报告撰稿完毕(4月26日)时,中美双方关税税率仍停留在125%(145%)的水平,中美贸易实际上处在“冻结”状态。因此市场预计中国对美出口降幅超过60%的概率偏高,出口总降幅或将接近10%。

表2 国内外机构对出口影响的预测

预测机构

美对华关税税率

受冲击指标

下降幅度

备注

1

华西证券

54%

对美出口

短期33%,中期48%

出口总额

3%~5%

2

财信研究院

30%

对美出口

15.8%~22.2%

出口总额

7.4%~9.1%

40%

对美出口

25.9%~38.0%

出口总额

8.8%~11.4%

54%

对美出口

40.0%~60.1%

前期20%+34%对等关税

出口总额

10.9%~14.6%

3

世界贸易组织

125%/145%

对美出口

77%

已考虑美国近期对智能手机等产品实施关税豁免

4

摩根士丹利

125%/145%

对美出口

60%

5

瑞银

125%/145%

对美出口

2/3

出口总额

10%

    数据来源:整理自公开信息。

第三,中国劳动力市场承压需要关注。一些国内外机构也对贸易战之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做出了预警。

五、政策建议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国应练好内功,充分发挥国家信用的重要作用,促消费、稳市场,在保证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一,增发特别国债。一季度我国财政靠前发力取得良好效果。全年来看,为应对特朗普2.0和国际经贸斗争,我国应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我们建议,抓住“关键的时间窗口”,一是二季度加速发行本年度余下的专项债和特别国债,二是额外增发2万亿至3万亿特别国债。

第二,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其消费意愿,培育壮大内需增量市场。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向城乡居民增发消费券,由增发的特别国债资金予以支持;在中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中央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示精神,加大财政支持民营经济就业吸纳的力度;在长期,用好政府存量资产,探索以国有资产收益支持居民消费,探索国有股权划转社保体系。

第三,稳定楼市、股市、汇市。一是,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力实施城市更新,有力有序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优化存量商品房收购政策。二是,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一方面,继续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另一方面,加快设立2万亿规模的股市平准基金。此外,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建议创新推出债券市场“科技板”。三是,贸易战期间,人民币汇率承压,金融风险上升。建议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双向波动格局。

第四,做好外贸企业专项支持。对遭遇“寒流”的外贸企业,应精准施策纾困解难。一是,真金白银支持外贸企业拓展新市场以及出口转内销;二是,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结构转型。三是,对受困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等。

专题部分——

美国国债市场震荡:影响因素与前景展望

内容摘要:

自特朗普4月2日公布大范围的对等关税政策以来,美国国债市场大幅波动,经历了持有者的大量抛售和新买家买入的减少,以及收益率的大幅波动频繁和期限利差加大趋势明显。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风险资产定价的“锚”,也是全球无风险利率的代表。一旦美国国债出现大幅波动,全球资产市场都会受到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供需博弈和市场声誉共同影响了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预期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和各经济体的反制措施可能给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挑战,叠加美联储操作的不确定性增强,未来美债市场的变动可能具有收益率同时具有上行和下行压力、期限利差加大和安全资产属性受质疑的特点。

一、美国国债市场震荡

近期,由于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美国国债市场震荡,即呈现出市场需求减弱的特点,也表现为长端利率频繁变动而短期利率变动不大,使得美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

(一)市场需求减弱

美国国债市场需求疲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海外持有者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由于目前美国财政部的TIC数据只公开了截至2025年2月份的美国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我们无法详细全面了解2025年3月和4月外国投资者投资组合流入美国资产的情况,因此本文借鉴摩根大通的做法,使用ETF的每日流量来衡量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操作。图1显示,自2025年3月以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券基金的操作由2025年2月的净买入转为适度卖出,4月的净卖出规模较3月大幅增加,显示出美国国债遭遇了外国投资者的抛售。尤其是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后,外资更是加速抛售美国国债。据纽约梅隆银行提供的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显示,自4月4日以来的11个交易日中,有8个交易日出现了外国卖盘,截至4月11日当周,外资抛售美国国债的规模 “接近偏离正常值一个完整标准差”,创下近年来最剧烈的单周抛售纪录(详见图2)。

二是新买家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减少。如在2025年4月的30年期国债拍卖中,一级交易商被迫认购了18.2%的240亿美元发行规模,为自2021年12月以来最高比例,显示其他买家兴趣不足。4月8日的3年期国债拍卖中,间接投标人仅认购了79.3%,为自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收益率曲线陡峭

长期来看,美债收益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小幅上升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债收益率处于高位且波动剧烈。1981年,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曾达到15.84%的历史高点。这一时期美国面临高通胀,美联储为抑制通胀大幅提高基准利率,导致美债收益率上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美债收益率整体呈下降趋势。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通胀的逐步回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逐渐转向宽松,美债收益率随之下降。2000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债收益率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波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复苏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寻求平衡,美债收益率保持在较低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2020年,美债收益率持续走低。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购买国债以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导致美债收益率大幅下降。2020年8月,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降至0.52%的历史最低值。2020年至今,美债收益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随着美国经济从疫情中逐渐复苏,通胀预期上升,以及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开始加息,美债收益率开始回升(详见图3)。

近期,美债收益率因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大幅波动频繁,主要是以长端利率为主,而短期利率变动不大,甚至出现与长端利率相反的趋势,这使得美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从2025年4月份至今,长期美债收益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4月2日美国政府公布关税政策后,美债收益率经历了一波快速下行,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从4月2日到4月4日跌幅分别达4.52%和 2.86%。4月7日-4月11日,美债收益率出现了更为快速的飙升,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分别在4月11日达到了4.48%和4.85%,涨幅为11.72%和9.98%。此后,美债收益率在波动中小幅回落,4月22日的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分别为4.41%和4.48%。而短期美债收益率却相反,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4月2日-4月22日下跌幅为3.84%(详见图4),使得同期10年期-2年期美债收益率增加1倍多,30年期-2年期美债收益率提高77.78%(详见图5)。

二、美国国债市场震荡的影响因素

通常来讲,债券市场的波动主要受基本面、政策面、供需面和市场面的影响。本次美债市场的大幅和快速波动,不仅与美国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和市场供求等因素有关,还受美国国债市场声誉降低的显著影响。

(一)宏观经济因素

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是影响债券市场的主要经济因素。其一,经济增长情况直接影响债券收益率。强劲的经济增长通常预示着利率上升,从而降低债券价格。相反,经济疲软会降低利率,提高债券价格。其二,通货膨胀水平对债券市场有显著影响。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债券收益率通常会上升。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会侵蚀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导致实际收益率下降。为补偿这一损失,债券发行者通常会提高债券的票面利率,使得新的债券在市场上具有吸引力。

本次美债收益率先降后升的背后,有经济基本面的因素。通常来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相对应,共同推动美债收益率上升。而现阶段美国面临的“滞胀”困境,对美债收益率产生相反的影响。超预期的关税政策引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的衰退预期,所以第一阶段收益率快速下行。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4月15日发布的半年度经济预测数据显示,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或陷入停滞,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的概率达40%,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仅为0.1%。4月17日,惠誉发布最新环球经济展望特别报告,将 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5%至1.2%,并预计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降至0.4%。同日,路透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在2025年将增长1.4%,2026年将增长1.5%(此前3月份的预测分别为2.2%和2.0%),美国在未来一年陷入经济衰退的概率为45%。经济增长预期快速下调至接近0,美股市场遭受重创,出现了快速且猛烈的下跌,导致风险资产遭到抛售。由于美国国债被视为避险资产,此时资金纷纷涌入美债市场,推动美债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

而第二阶段收益率的上行则隐含着市场对美国高通货膨胀率的担忧。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4月15日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将上涨4.0%,明显高于2024年第四季度2.5%的同比增幅。原本市场认为美国通胀有机会回落到2%左右,但在关税政策公布后,大家基本放弃了这一想法,将2025年通胀预期上调至接近4%。国际主流机构对美国通货膨胀预期的上调,表明了市场对美国高通胀的担忧,带动债券收益率的快速提高。

(二)政策因素

货币政策是影响债券市场的主要政策因素。一方面,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债券收益率。降息会降低债券收益率,而加息会导致收益率上升。本次美债收益率的大幅波动,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2024年,美国结束加息,正式开启降息周期,分别于9月18日、11月7日和12月18日降息50BP、25BP和25BP,全年共降息100BP,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4.25%~4.5%不变。但由于美国仍面临高通胀风险,叠加特朗普对等关税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美联储未来的降息路径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尽管自4月初以来,特朗普已连续多日通过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向美联储施压,甚至暗示“鲍威尔应尽早被解雇”,但美联储仍面临降息空间受限的货币政策困局,降息节奏偏慢,甚至有的机构预测2025年美联储将不会实施降息操作。这直接影响了美债收益率下行路径的不明确。

(三)供需因素

债券市场的供需博弈影响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水平。供应增加会导致债券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而投资者的需求变化也会影响债券价格,当投资者对某种债券的需求增加时,其价格会上升,收益率下降。此外,机构行为的一致性也会加剧债券市场的波动。近年来,美债市场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公共债务负担较重,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扩张带来的国债供给迅速上升,而需求端却未能同步扩增,导致市场深度下降,一定程度上也会推高债券收益率。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财政融资需求维持在高位。截至2025年4月1日,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36.2万亿美元。尽管财政部在2025年2月的季度再融资声明中宣布维持10年期及以上中长期国债的拍卖规模不变,但市场普遍预计,随着后续财政压力的释放,财政部或将在2025年下半年逐步上调发行规模。高存量、高预期供给已对市场形成前瞻性冲击,叠加投资者对美国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成为推动收益率上行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本次美债收益率的快速和大幅上行,也与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密切相关,美债的快速、剧烈且高强度的风险资产抛压,更多是由流动性压力导致的。所谓流动性压力,是指当市场上大部分参与者进行同向交易,并且不计价格地抛售资产时,就容易产生局部性的流动性压力。流动性压力来自市场上大量高杠杆的对冲基金,这些对冲基金在进行套利交易时,同时做多和做空一些股票或债券,整体风险敞口并不高,但杠杆率却非常高。在外部事件的影响下,市场波动突然加剧,为了控制风险,这些基金会自发地降低仓位或杠杆。然而,当众多基金同时采取这一行动时,就会产生巨大的抛压。在这种情况下,抛售行为只是为了降低杠杆、回笼资金,而市场上的潜在买盘,由于担心巨大的抛压,会选择暂时观望,不愿意轻易入场。这就导致卖盘急于抛售,而买盘却迟迟不进场,市场向极端方向发展。

对于美国国债市场而言,此前部分大型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广泛采用“基差交易”(Basis Trade)策略,即买入美债现券,同时做空对应的国债期货,意图赚取两者之间微小的价差收敛利润。但在近期美债现券价格因抛售压力急剧下跌,而期货价格跌幅相对较小(甚至价差扩大)的情况下,该策略瞬间从“稳定套利”变为巨额亏损。部分机构触及止损线或面临追加保证金压力,被迫大规模平仓,进一步加剧了现券市场的抛售压力,形成了恶性循环,显著放大了美债长端收益率的上行幅度。

(四)市场声誉因素

美国国债作为无风险利率,叠加美国的主权信用,长久以来都是全球资本的天然避风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全球风险资产定价的“锚”。通常情况下,当形势混乱且不确定性很高时,投资者会希望投资安全资产,即买入美债,这往往会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但此次美债收益率却走高,其背后有着避险属性弱化的原因,美国国债的市场声誉受损。特朗普对全世界掀起关税大战,引发世界经济高度动荡,使美国成为风险源头。而特朗普一系列出尔反尔的政策,也使得美国的国家信用遭受重大打击。投资者开始回避美元资产,并对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基石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此外,市场流传的“海湖庄园协议”草案,也大大动摇了美债信用。该协议显示,美国正酝酿将36万亿美元国债转换为100年期零息债券,此举若成真,相当于全球债权人需等待百年才能收回本金,而美联储却可借此免除每年89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短期债务“包装”成长期债务,“变相赖账”,企图将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这种试图稳固美元霸权的协议,反而成为了各国加速去美元化的催化剂,损害了美国国债的声誉。

三、对美国国债市场未来走势的预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和各经济体的反制措施可能给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挑战,叠加美联储操作的不确定性增强,未来美债市场的变动可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收益率同时具有上行和下行压力,波动性加剧。二是期限利差加大,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峭化。三是国债安全资产属性受质疑。

第一,美债收益率波动性加剧。一方面,通胀预期加强、公共债务增加、外部需求的减少和市场信任度降低可能提高美债收益率。其一,高强度关税政策可能进一步推升美国通货膨胀率。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的对等关税,使进口商品的成本提高,往往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时需支付更高的价格。对于企业而言,不仅面临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提升,也因供应链中断或重构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推动通货膨胀。此外,美国的贸易伙伴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限制美国商品的出口,这会导致美国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小的市场份额,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其二,财政赤字提高美国公共债务水平,增加债券供给,降低债券价格,从而导致债券收益率提高。2025年2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预算决议,2025财年预算赤字为2.2万亿美元,赤字率7.3%,未来十年增加赤字2.8万亿美元,实际赤字率在6%,并提高债务上限4万亿美元。虽然预算决议只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指导性财政框架,但共和党最终通过该法案的概率较高,财政部需继续大量发行新债来为预算赤字融资,这会推高收益率。

其三,美债外部需求减少。外国对美债的需求在下降,尤其是居于美国国债海外持有国第一和第二位的日本和中国。就日本而言,可能会有更多的日本投资者将资金从美债市场转移到本国市场;就中国而言,鉴于中美关系变化和外储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中国的美国国债持仓仍可能稳步下降。这将减少美债的外部需求,推动收益率上升。

其四,市场对美债进行信任重估,不利于收益率稳定。通常在地缘政治混乱或不确定性高企时,资金会涌入美债寻求避险,压低收益率;而当美债收益率上升时,又会吸引资本流入推高美元。此次特朗普对等关税后的美债收益率飙升伴随美元下跌的情况,显示了全球对美元资产信任度的降低。许多市场参与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风格使未来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对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和美元资产作为全球终极避风港的声誉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另一方面,经济衰退风险和美联储降息可能性助力美债收益率下行。其一,政策不确定性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大肆对其贸易伙伴征收或威胁征收关税,给经济活动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消费者信心严重恶化,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投资者财富显著缩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将大幅放缓,经济滞涨或衰退风险大幅提高。经济疲软会降低市场利率,提高债券价格,降低美债收益率。

其二,美联储的降息可能性带动美债收益率的下行。美国经济增长疲软与通货膨胀增加的共同作用导致重现美国“滞胀”困境,美联储政策仍需权衡经济增长与通胀预期,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当前美联储整体处于降息周期,对美债构成一定支撑,考虑到降息预期仍有分歧,故而美债利率走势仍需密切关注降息预期的边际变化。若美联储继续降息,将导致美债收益率一定程度下行。

第二,美国国债期限收益率曲线更趋陡峭。长端美债利率综合反映了经济增长、通胀和流动性预期。如前所述,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导致国内通胀预期显著上行,削弱了长期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且使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增加,投资者对长期经济增长预期较为悲观,进一步减少了对长期国债的需求,带动长端收益率的上行。相较而言,短端国债则更多反映流动性。在当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流动性更好的短期国债,以规避长期国债的久期风险和利率风险,导致短端收益率下行。二者综合作用可能使得美国国债的期限结构分化更加明显。

第三,美国国债避险功能降低。美国国债曾经被视为全球投资者的避风港,在经济动荡时期,大量资金涌入美国国债市场,以求保值避险。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国债的避险功能逐渐呈现出减弱的趋势。一方面,美国国内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规模持续攀升,引发了市场对其偿债能力的担忧,使得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使得美国成为全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债的风险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在风险收益比上展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力,吸引了部分原本流向美国国债的资金。此外,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也使得美国国债在避险资产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投资者在寻求避险资产时,开始更加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不再将美国国债作为唯一的避险选择。

来源:New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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