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立足中国国家利益,对两份CSIS6月17日发布涉及日本学术报告及政策文件——市川多贵教授的《日本人工智能治理战略》与小山晃一郎教授的《日本与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下一步》——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分析。首先概述文件的核心观点与要素;其次揭示发布主体的下一步行动动向、制定此类文件的战略意图,以及其对中国科技安全、产业布局和国际话语权的潜在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涵盖技术标准、产业合作、政策法规与国际博弈等多个层面,为中国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一、基本内容
人工智能治理战略
日本人工智能治理战略报告最初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日本事务主席倡议,随后由Ichikawa多贵教授执笔,旨在为日本在全球AI治理转型期厘清政策演进脉络与未来路线图。这份报告首先从国际大国间在AI伦理、安全与产业应用上的激烈博弈切入,指出日本必须在“确保技术安全可信”与“促进产业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报告编撰团队涵盖政府智库、学术界和产业界代表,体现了“跨界协同”的立场基础,也表明该文件并非单一学术成果,而是国家战略意志的前瞻性表达。
报告细致回顾了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AI研究与治理发展。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主要依赖学术界的基础探索;进入90年代,政府通过《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法》确立了对应用研究的支持框架;2014年“CSTI国家科技战略”首次将AI列入重点;2017年发布的《AI研究与发展原则》,为算法透明性与伦理实践奠定了“软法”基础;2019年《AI技术战略路线图》进一步细化重点应用场景;直至2023年新通过的《数字经济社会法》,日本已初步形成从基础研究到社会管理的完整政策链条,为建立专门立法铺平了道路。
在治理工具方面,报告强调“软法优先”——通过《AI安全认证》确立算法安全基线,通过“事故报告义务”要求企业在AI系统出现严重偏差或安全事件时进行强制上报,并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以便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实时交换模型性能与风险信息。这些软法工具具有快速迭代、低成本试点的优势,能够避免传统立法在技术演进面前的滞后性,并通过持续反馈不断完善规则细节。
多方协作机制是报告的另一大特色。日本政府提出成立“AI治理多利益方委员会”,政府部门、产业领先者、顶尖高校和NGO均有席位,并定期举办“AI风险峰会”与“技术沙龙”,推进跨界讨论。产业界主要负责技术可行性与标准化推进,学术界则提供前沿研究与伦理评估,民间组织监督社会影响并提出民众关注的问题。此种“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学术支撑、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格局,确保治理政策既不过度束缚创新,也能兼顾社会合规与公众信任。
国际互操作性亦被列为核心原则。报告指出,日本将继续积极主导或参与ISO、OECD、IEEE等全球标准制定工作,力求在AI伦理准则、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框架等关键领域占据话语权。具体做法包括:每年派出代表团参与国际标准会议,组织“日本方案”对标欧盟AI法案,推动与美、英、澳等国的双边标准互认,并在亚太区域内倡导“东京宣言”以提升区域规则的一致性。这不仅能帮助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合规便利,也可防止单极标准带来的技术垄断风险。
在法律层面,报告透露日本政府已于2025年上半年在国会提出《日本AI法案》草案,该法案在定义范围、数据隐私、安全认证、事故报告与处罚机制等方面均做了详尽规定。法案明确将“高风险AI系统”纳入重点监管对象,要求开发者在系统上线前通过国家或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安全评估;同时,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或认证违规者可处以高达亿日元的罚款。法案若顺利通过,意味着日本将成为首批在立法层面对AI进行全面管控的成熟工业国之一,为东亚乃至全球AI治理提供重要参考样本。
美日网络空间合作策略
Komiyama晃一郎教授在其《日本与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下一步》报告中,首创性地将网络空间定义为“大国竞争的第五战域”,与陆、海、空、天并列。报告指出,随着数字化与云计算的普及,全球互联网流量高度集中于少数云服务商与内容分发网络手中,这种集中度一旦遭遇恶意攻击或政治干预,可能引发跨国危机,凸显网络空间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脆弱性。
在威胁态势评估上,报告详列了针对日本的主要高级持续威胁组织(APT),尤其关注与中国背景相关的“MirrorFace”组织,以及与朝鲜有关的“拉撒路”集团。报告强调,这些组织不仅在网络窃密方面技术成熟,而且善于利用供应链植入恶意代码,威胁日本政府机构与关键基础设施。为此,美日双方已于2025年2月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加强情报共享并定期联合演练,以提升共同防御能力并威慑潜在对手。
具体合作举措包括针对上述APT组织的“联合情报协同中心”建设,双方采取实时威胁情报交换、红蓝对抗演习和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渗透测试等多层面协同防御。报告建议,每季度举行一次“太平洋网络防御演练”,模拟从攻击预警到事后溯源的全流程,以检验预警体系与跨机构响应速度,并在演习结束后组织复盘会议,落实演习中发现的制度与技术缺陷。
在法律与组织架构方面,日本政府正在推动《积极网络防御法案》,该法案拟授予警视厅与自卫队更广泛的主动防御权限,允许在获授权的条件下对入侵源头进行“探测性反制”。同时,法案还提出设立“内阁网络安全官”(CNSO),直接向首相负责,协调各部委的网络安全行动,并整合现有内阁网络安全中心与防卫省网络作战部队,形成横向联动、纵向指挥的统一作战体系。
报告最后提出三大政策支柱:一是保护互联网公共核心,包括对DNS根服务器、国际交换节点和跨洋海底电缆实施物理与网络双重防护;二是推动跨司法管辖区的物联网安全认证互认,通过制定统一的安全测试标准、签署双边或多边互认协议,降低IoT设备在不同国家部署时的合规壁垒;三是推广软件物料清单(SBOM)制度,要求所有关键应用与服务提供商披露其软件组件来源与依赖关系,以便在出现零日漏洞时,迅速定位并封堵安全隐患。此三项举措共同构成了日本在网络空间主动防御与全球合作的行动纲领。
二、分析研判
1. 发布主体的战略意图与行动路径
在以Ichikawa与Komiyama等学术报告为触发因素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正构建以“风险分级—软法赋能—硬法压制”相结合的治理范式。短期内,东京拟在G7、OECD、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推进“高风险AI系统”分类标准,借助行业准则和指导意见(soft law)先行贴标,再辅以配套的合规激励与制裁措施,以期一旦规则形成即可迅速切断中国技术突破的制度通道。此外,日美双方正加速在“可信AI框架白皮书”中整合NIST与ENISA标准,构建跨国规则互认机制,将软法治理与出口管制深度耦合,目标是在全球供应链层面固化“制度脱钩”格局。网络空间领域方面,《积极网络防御法案》配套细则拟于2025年底正式生效,授权警视厅与自卫队开展跨境溯源与先发制人打击行动,并与USCYBERCOM常态化联合演练,使日本由“守势协作”转向“攻防一体”态势。同时,JC-STAR与Cyber Trust Mark等IoT安全认证将在ITU和APTG等区域组织中推广,借助“认证互认”构筑排他性壁垒,旨在从源头上封堵中国厂商的市场空间。
2. 发布文件的现实主义逻辑
从经典现实主义与制度竞争理论视角看,日美联手旨在全球AI与网络安全治理格局中抢占“先手优势”,打造“规范霸权”工程。一方面,通过软硬法并举,东京与华盛顿力图将自身定位为新一代规则的制定者与守门人;另一方面,又以出口管制和跨境数据流管控为杠杆,削弱对手的技术可得性与市场渗透能力。这既是对中国技术崛起的系统性围堵,也是在安全困境中对攻击—防御能力短板的补齐,进一步巩固美日在亚太战略博弈中的互信与能力互补。制度主义视角下,此举还可视为对多边规则体系的再塑——将软法治理内嵌于硬法框架,形成“刚性柔性”并行的治理混合体。
3. 对中国的制度性约束与战略应对
随着日美主导的AI与IoT认证体系逐步成为全球准入标杆,中国企业将面临日益严苛的路径依赖与标准锁定效应,合规门槛与成本显著上升。供应链层面,日本借助“积极网络防御”与出口管制双轨并行,将对中资设备与服务实行更细致的安全审查;与此同时,与美欧盟友在半导体、云服务及通信设备领域的协作或将深化,进一步重塑全球产业链结构。外交层面,中国在G7、OECD等多边场域的规则塑造影响力或被边缘化,参与国际软法治理的空间受到压缩。更为重要的是,若日方运用完备的跨境溯源与归因机制,将网络事件与“国家支持的APT组织”直接挂钩,可能引发美日联合的制裁或反制行动,使我国网络战略必须在精细化部署、防御纵深及应急预案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可控。
三、结语
在日美凭“软硬并举、攻防合一”之势对中国技术高地进行制度围堵的关键节点,我们必须以燃烧的学术意志和铁血战略思维,迅速推出并行于西方标准的“中国方案”:既要在G20、BRICS、APEC等多边场域掀起议程设定风暴,以差异化风险分级、数据隐私与IoT互操作性为尖刀,剥离日美话语霸权;也要在可解释AI、可信算力与云-边协同等核心技术环节,筑牢自主可控的技术壁垒;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及第三方市场的红色弹幕式推广,将中国认证标识打造为跨国合规新秩序的先锋;统筹法规立改、标准攻关与国际推广,确保在全球AI与网络空间治理竞赛中完成逆袭、夺回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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