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章 | 生物经济：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经济增长新引擎

生物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为代表的前沿突破，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健康保障模式与能源资源利用路径。在这场关乎大国竞争与人类未来的深刻变革中，中国始终以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和系统性的政策布局走在全球前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经济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2022年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标志着生物经济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继数字经济之后，中国面向未来的又一重大经济形态，推动中国生物经济在“十五五”前夕站上了全面崛起的历史起点。

一、蓬勃兴起：中国生物经济的发展态势与规模现状

“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中国生物经济由大向强的关键发展阶段。顶层设计的确立为产业发展装上了强劲引擎，市场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区域集聚效应日益显著。

（一）发展规模与增长态势：迈向22万亿级战略产业

随着《“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正式实施，生物经济发展全面提速，呈现持续高增长、多领域协同并进的繁荣景象，且增长动力由“政策驱动”转向“技术+市场双轮驱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前沿赛道引领增量，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中国广义生物经济产业规模约15.2万亿元，2024年接近2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稳定在8%-10%左右。这一增速远超同期GDP增长水平，充分体现了生物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的活力。2026年，市场预测该规模已稳稳站上25.7万亿元的新台阶。这一体量标志着生物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二）主要产业领域：构建四大支柱产业与多元融合生态

在《“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指引下，生物经济形成了以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安全四大支柱，并向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信息等领域广泛渗透的产业格局。

生物医药板块是当前生物经济体系中规模最大、增长动能最强且创新活动最为密集的领域，其产业边界已由传统化学药与中药研发生产，系统性拓展至抗体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重组蛋白药物、新型疫苗等前沿生物技术路线，并进一步外溢至高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与生物医用材料等交叉方向。近年来中国在创新药、原料药和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服务外包（CXO，涵盖CRO、CDMO等）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竞争优势：创新药已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重要贡献者，成功进入欧美和新兴市场；原料药生产和出口在全球医药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核心角色；CXO凭借“成本低、效率高、质量好”的综合优势深度嵌入全球新药研发生产链条。

生物农业板块则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推动农业现代化为根本指向，其重点方向包括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与生物农药等。在技术路径上，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方法正在重塑育种范式，通过对重要性状的精准改良与复杂性状的系统优化，为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新品种提供了新的效率边界；其中，基因组选择在畜禽育种与主要粮油作物改良方面的产业化应用进程加快，推动育种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与模型驱动转型。

生物制造板块被普遍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具有“从源头改变生产方式”潜力的颠覆性领域，其基本范式是利用微生物、酶或细胞工厂等生物体系开展工业规模生产，产品覆盖生物基材料、生物燃料与精细化学品等多元门类。随着我国合成生物学在底盘细胞构建、代谢通路设计与过程优化等方面取得持续进展，生物制造为化工与材料等传统产业提供了面向绿色低碳循环转型的新工艺路线，并在部分细分赛道呈现从示范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的趋势。

生物安全板块构成生物经济可持续扩张的制度与能力底座，涵盖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动植物疫情疫病监测与处置、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资源安全以及防范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等多个维度。“十四五”时期相关规划将生物安全作为重点领域之一，推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与治理体系建设，并强调以法治化、标准化与体系化能力建设提升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水平。

除上述四大支柱领域外，“生物+”融合新业态的加速涌现正在拓展生物经济的外延与增长空间，其中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BT+IT）最具代表性。人工智能在药物靶点发现、蛋白质结构预测、化合物筛选与合成生物学元件设计中的应用，正在显著提升研发效率并改变知识生产与技术迭代的组织方式；同时，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通过耦合生物医学工程、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体系，形成跨领域协同创新的新范式，并在未来健康与未来产业布局中展现出较强的战略关注度与潜在产业化前景。

（三）区域分布格局：四大先导区引领，集群化特征凸显

中国生物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集聚特征，并在长期产业演化与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核心的先导区格局。四大先导区在功能定位与产业分工上呈现差异化特征，构建了梯度有序、错位互补的区域协同体系。

这种基于城市与都市圈的先导区布局在优化资源空间配置的同时，也为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生物经济规模化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与产业试验环境。通过科技创新组织方式优化与改革试点的持续推进，正在发挥示范引领效应，带动全国生物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质量提升与结构升级。

二、核心引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驱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将生物经济作为一套系统工程，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驱动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技术瓶颈，并精心培育一个能够自我进化、高效协同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生态。

（一）举国体制下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在于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进行高效协同。新体制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在生物经济领域，这一体制的实践尤为必要。生物技术的研发周期长、投资巨大、风险高，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国际竞争力。同时，生物经济涉及生命健康、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国家核心利益，必须由国家进行战略统筹。因此，中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有效解决了市场失灵和战略目标对齐的问题。具体实践表现为：第一，明确国家战略方向，将有限的资源聚焦于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卡脖子”领域；第二，构建协同攻关平台，打破部门、地域和所有制壁垒，组建创新联合体；第三，创造应用市场，通过政府采购、试点示范等方式，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市场和验证机会。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建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负责统筹推动生物经济发展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并对实施过程进行督导评估。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生物经济政策工具运用更加注重精准性与协同性，财政、税收与金融“三驾马车”共同为科技攻关与产业化提供多层次支持。税收优惠是引导企业创新的直接杠杆，财政资金在其中发挥“战略引导”和“风险分担”作用，金融工具则通过制度创新拓展融资渠道。

（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驱动自立自强的创新源头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前提。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力推动下，中国将资源集中于最具战略性、颠覆性的关键技术领域，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等前沿阵地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级的突破性成果。技术突破正催生新兴赛道并加速未来产业布局成形，成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关键力量。

基因编辑领域的技术演进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研究路径正由对单个或少数基因位点的精细操作，迈向更高尺度、更高复杂度的“宏基因组”操控阶段，这一突破大幅拓展了可工程化改造的基因空间，为高附加值生物产品的规模化开发奠定了底层能力。

合成生物学方面，底层工具与底盘细胞创新持续推进，持续为生物经济注入新动能。研究人员开发出高效DNA电转化方法，并构建基于热稳定CRISPR-Cas9的基因组编辑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甲醇为唯一碳源生产L -精氨酸的工程底盘细胞。这一技术突破有效破解了依赖粮食原料的传统发酵路径瓶颈，使以“一碳”化合物为原料的非粮替代生物制造具备更强的工程化可行性，为构建自主可控的绿色生物制造供应链提供了关键支撑。

生物制造以生物体或其组分作为“细胞工厂”，生产化学品、材料与能源等产品，正成为中国重塑传统工业体系、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为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计划，并公示第一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名单，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本与市场资源向高潜力产品倾斜，推动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并在更大范围内重塑农业、医药、化工与能源产业边界，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产学研一体化——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如果说政策引导是“顶层牵引”，技术攻关是“核心驱动”，那么一个充满活力、高效协同的产学研一体化生态系统，则是将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的“传动装置”和“孵化器”。传统产学研合作多呈“线性模式”，即高校院所产出论文、专利等成果后再寻求企业转化，实践中易出现信息不对称、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转化周期长与效率偏低等问题。近年来，生物经济领域的合作形态逐步向“网络协同”演进，新模式强调创新链各环节的深度耦合与双向互动，通过资源共享与联合决策推动科研、临床、制造与应用场景同步迭代，从而形成多主体参与、跨环节协同的创新组织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成果可转化性与产业化确定性。

其中，更为直接且有效的合作方式，是将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通过研发实体绑定为利益共同体。共建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或联合研发中心已成为常见路径，企业提供资金、设备与应用场景，高校院所承担理论创新与关键技术验证，确保研究方向持续对准产业需求并提升转化效率。生物经济的持续创新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供给质量。当前我国正构建“学企”结合的人才培养闭环，通过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使学生进入企业参与真实研发与生产环节，实现理论与工程能力的衔接；通过双向人员流动机制，聘请企业技术专家担任高校产业导师，同时鼓励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或参与合作项目，以保持对产业动态的敏感度；通过订单式培养与定制化课程设置，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更精准对接。

三、未来展望：“十五五”规划下生物经济的发展新蓝图

“十四五”期间生物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其在“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向更高阶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十五五”时期，生物经济的战略地位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被明确视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支柱，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

（一）战略定位新高度：从“新引擎”到“新支柱”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它强调以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十五五”规划的初步框架中，生物经济，特别是生物制造，被摆在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位置。生物技术，尤其是合成生物学，通过对生命过程的重新设计和改造，能够以更绿色、高效、低成本的方式生产化学品、材料、能源和食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完美体现。

“十五五”规划在产业布局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将“生物制造”从宽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单独提炼出来，与量子科技、氢能、脑机接口、6G等并列，共同构成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将生物制造定位为“未来产业”，深刻体现了我国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意志。面对主要经济体的竞争态势，国家赋予其最高战略优先级，在资源配置与制度创新上予以顶格支持。这标志着其发展模式正由规模扩张向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突破转变，旨在构建贯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以前瞻性布局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

（二）重点发展方向：聚焦三大维度突破

一是通过前沿引领锚定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十五五”将重点布局和抢占一批即将进入爆发期的未来产业赛道，其中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和具身智能被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三大方向均具有颠覆性、交叉性、高成长性等特点。生物制造将由大宗化学品生产进一步向高端材料、功能性成分与细胞工厂智造纵深推进；脑机接口有望加速实现从实验室研究向医疗康复、智能交互等应用场景的跨越；具身智能则通过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本体相结合，在仿生机器人、智能假肢等方向与生物医学工程和神经科学形成深度耦合。对上述领域的前瞻布局，本质上是通过提前开展科研与产业化探索，以抢占科技竞争主动权并提升未来技术标准的塑造能力。

二是推动技术融合，以“AI+”深度重构产业范式。“AI+生物医药”的融合将从辅助工具变为推动产业范式变革的核心动力。AI将深度介入药物研发的全流程，包括基于多组学数据的靶点发现、基于生成式模型的分子设计与虚拟筛选，以及利用真实世界数据优化临床试验设计与受试者匹配，从而缩短研发周期并提升成功率。同时，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将推动“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显著提升细胞工厂的设计效率与工程化可行性，“AI for Science”有望成为生物科技创新的重要方法论支撑。

三是谱写健康中国新篇章，强化健康保障与“双碳”支撑。一方面，创新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的国产化替代将持续推进，以更高水平的自主闭环降低关键环节对进口的依赖；基因与细胞治疗等被视为“下一代药物”的方向将加快临床转化平台建设，并同步完善伦理监管与商业化规则，形成从研发、生产到支付与监管的完整生态。另一方面，生物制造将更深度嵌入能源转型与工业减碳，通过推动生物质发电、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煤等产业化应用，并扩大生物基材料的市场空间，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技术路径的战略地位。

（三）预期政策支持：构建全链条、系统性支撑体系

为确保上述宏大目标的实现，“十五五”期间将配套实施更为系统、精准和创新的政策组合，核心围绕“全链条支持”。

在研发端，将加大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财政投入，优化国家级研发平台布局，并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压缩临床试验与上市申请等关键环节时限，加速创新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为企业争取必要的窗口期。

在资本端，针对生物科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政策将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通过设立国家级生物经济产业引导基金，带动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同时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畅通境内外上市、再融资及并购重组渠道，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并购整合做强做大、优化产业结构。

在应用与支付端，将着力破解创新药械“进院难”“支付难”等痛点，拓展临床应用场景，推动符合条件产品在入院、处方与医保支付等环节加快落地，并完善多元化支付体系，推进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对临床高价值创新药械探索特例单议或单独支付；同时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形成基本医保的有效补充，扩大支付覆盖并稳定市场预期。

在生态端，将前瞻推进基因编辑、生物安全与数据安全等领域立法与规则完善，划定底线与红线；并深化国际合作，鼓励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创新药与生物技术产品“出海”，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四）广阔蓝海：中国生物经济产业出海与南方国家合作新格局

在全球生物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生物经济产业正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升级。产业出海不仅是我国生物经济由规模扩张迈向能力提升的必然路径，也日益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及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纽带。

面向南方国家，中国生物经济出海呈现更强调可及性、能力建设与共同发展的合作逻辑。一是在疫苗与药品领域，通过技术授权与本地化生产合作提升疫苗可及性，并将合作延伸至宫颈癌疫苗、胰岛素、抗生素等普适性药物，助力共建国家增强医药自主保障能力；同时，古巴等国家与中方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双向合作实践表明，相关合作正由单向供给走向互利共赢。二是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手术机器人与高端影像等企业加速进入新兴市场，通过培训与临床应用推广实现“产品+服务”协同输出，并以国际认证与远程医疗等形态推动先进技术跨境应用。三是在原料药与生物制造领域，中国依托在抗生素、维生素等环节的产能与技术优势，通过海外基地、合资合作与供应链协作强化与新兴市场的产业联动，形成更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

随着“十五五”时期对重点产品“走出去”与对外合作生物产业园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与南方国家的合作有望由贸易往来深化为技术转移、标准互认与产业协同的系统合作，在提升伙伴国公共卫生与产业能力的同时，为中国生物经济打开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四、观察与思考：现实挑战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生物经济在快速扩张的同时，正面临若干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挑战。一是源头创新能力与顶尖人才供给相对不足。国内与国际前沿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产业多处于“跟跑”与“并跑”阶段，缺乏能够引领全球产业方向的顶尖科学家与交叉复合型人才。二是科技成果跨越产业化“死亡谷”的鸿沟依然险峻。当前产学研衔接尚不够紧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滞留于论文阶段，难以顺利实现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规模化应用。三是产业生态的协同性亟待强化。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创新惰性，而中小企业在临床试验、规模化生产及市场准入等环节面临重重壁垒，尚未有效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四是区域同质化与低水平竞争现象凸显。尽管国内已形成四大先导区的集聚格局，但部分城市与园区在生物药、精准医疗等热门赛道产业定位趋同，造成了创新资源的分割与浪费。

面向高质量发展，亟须从战略布局、体制机制及要素配置等维度实施系统性优化。在宏观布局层面，应强化国家顶层设计以引导区域差异化发展。建议进一步明确各区域功能定位，例如引导京、沪等优势地区聚焦“无人区”的原始创新突破，支持苏、深、广等城市深耕产业化与国际化，鼓励成、渝等中西部枢纽打造特色产业生态，从而避免“千城一面”。在机制创新方面，需着力拆除阻碍成果转化的制度壁垒。应将转化成效纳入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大力完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及技术经理人等专业服务生态，并深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从根本上激发转化的内生动力。在要素配置层面，亟须优化金融支持体系，实现创新链与融资链的精准匹配。应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资闭环：初创期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与天使投资的托底作用，成长期鼓励风险投资持续加注并拓宽间接融资渠道，成熟期则依托科创板等资本市场畅通上市与并购等资本循环机制。在引才育才方面，重点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与生物经济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联合实验室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探索“学术+产业”双导师制，培养既懂前沿生物技术又懂产业转化和市场运营的复合型紧缺人才。设立“生物经济国际杰出学者”专项计划，吸引更多海外顶尖科学家、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来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科研启动经费和安家生活保障，真正让优秀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在国际合作方面，应坚定开放合作的基本国策，在人类基因组、气候变化及重大传染病防控等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议题上，主动发起并参与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同时，积极引导国内企业在恪守国际规则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走出去”，在真实的全球市场竞争中检验并全面提升中国生物经济的持续创新能力与国际话语权。

（作者苏中旭单位系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王颖单位系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