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现代武装冲突走向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战略适应在塑造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便显而易见。在俄乌冲突全面升级的初期，俄罗斯对美国卫星公司Viasat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据乌克兰高级网络安全官员称，这次攻击造成了“战争初期通信的巨大损失”，是俄方旨在削弱乌克兰战场协调能力的协同行动的开端。

然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乌克兰迅速找到了替代方案。乌克兰引入了埃隆·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卫星通信服务，由于“星链”拥有大量低轨道卫星，俄方更难对其进行干扰，使得乌克兰军方拥有了比战争初期更为强大的通信能力。“星链”与乌克兰自主开发的“Diia”和“Delta”等平台相结合，帮助其整合指挥、通信与控制网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甚至令西方军队艳羡的水平。

即便没有“星链”，俄罗斯的破坏目的也未必能成功。《经济学人》指出，乌克兰庞大的互联网服务商体系和使用电动汽车电池作为备用电源的做法，使得彻底断网异常困难。乌克兰方面亦准备了多种备用方案，如使用自制信号增强器、短波无线电甚至在一战时期的手摇电话，以在各种情况下维持通信并规避俄方电子战。

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依然陷入僵局。一方面，“星链”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乌克兰的彻底崩溃；但另一方面，西方的支持和乌克兰的数字创新也未能带来决定性胜利。部分原因在于俄罗斯在人力和弹药方面的优势，但同样重要的是，俄罗斯自身也在利用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提升其作战能力。

据报道，俄军普遍使用手机，并利用商业应用软件（如AlpineQuest GPS）获取战术情报，同时使用Telegram、Discord等平台进行宣传、后勤协调与无人机画面传输。虽然“星链”在俄罗斯被禁，但有能力的俄精锐部队已开始在乌克兰部署“星链”，近期更是部署了能够干扰乌克兰“星链”服务的先进设备。

简而言之，俄乌冲突中，尽管乌克兰在整合数字技术方面获益更多，但数字技术的低成本、普适性和易得性，同样也促进了俄罗斯的战略创新。双方都处在一个拥有多种技术选择的环境中，成本、风险、使用场景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技术的部署方式。在快速创新和技术普及的生态系统中，难以获得持久的优势。

俄乌战争或许是数字技术军事应用的前沿，但类似模式早有先例。例如，“博科圣地”叛乱（始于2009年）的暴力活动高峰期（2014至2015年），恰逢尼日利亚蜂窝网络覆盖率迅速扩大之时。2014年，该国手机普及已覆盖近四分之三的人口。

在叛乱初期，“博科圣地”几乎不受阻碍地利用蜂窝网络协调、策划和实施袭击，包括利用手机引爆爆炸装置。研究人员描述了该组织利用移动通信赋能的多种战术，如协调远程单位、发动佯攻以消耗安全部队、攻击通信基站阻止平民求援等。

尼日利亚政府的反制始于2011年，通过强制手机实名登记，使其得以利用通信网络进行情报收集，并于2012年初成功抓获数名“博科圣地”关键指挥官。2013年，军方进一步升级措施，在叛乱最活跃的州关停所有电信网络，意图“削弱‘博科圣地’的协调能力”。据称，此举有效减少了袭击数量。

然而，该叛乱组织迅速适应。作为回应，“博科圣地”开始攻击电信基础设施以阻断政府军的情报获取。同时，该组织减轻了对公共电信网络的依赖，转而通过面对面会议、卫星电话或WhatsApp等新兴平台进行协调，并将其总部迁至更为隐蔽的桑比萨森林。

如今，“博科圣地”仍然是一个对国家权威构成持续威胁的农村叛乱组织。与乌克兰的局势相似，数字技术的普及并未导致任何一方的胜利，而是形成了一种适应与再适应的循环。国家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叛乱的蔓延，但远不足以将其彻底根除。

数字战略适应的模式，即便在技术相对有限的地区也同样存在。索马里是世界上网络连接最差的国家之一，2024年初，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7%。

尽管如此，互联网的传播对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青年党”是非洲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叛乱组织之一。在叛乱初期，它利用互联网进行招募、宣传和筹款。到2010年，“青年党”已拥有自己的媒体机构，制作多语种宣传视频，有效推动了国际招募，在高峰期，非索马里籍成员一度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青年党”也是最早利用推特等社交媒体进行实时宣传的激进组织之一。

然而，其对手也迅速采取行动。反恐法律和制裁加大了其网络筹款的难度，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平台也开始系统性地移除其内容。更致命的是，从2011年起，通过追踪移动设备和网络活动，美军的定点无人机袭击击毙了“青年党”大部分领导层，包括其最高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卜迪·戈丹（Ahmed Abdi Godane）。

这些打击虽削弱了叛乱势头，却未能终结它。“青年党”再次展现了其适应能力，它一度在其控制区内禁止互联网以防范追踪，至今仍在限制网络接入。同时，该组织转而控制或收编地方电信公司，并通过电子货币服务支付薪酬。

最终，尽管官方账户受压制，“青年党”仍通过非直接关联的代理实体在社交媒体上持续保持了存在感，传播亲该组织的内容。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青年党”和“伊斯兰国”在Facebook上仍通过数十个公共页面和数百个支持账户进行活动。

尽管是技术最不饱和的战场，“青年党”的案例依然揭示了与乌克兰和尼日利亚相似的情形。即使一个团体被剥夺了技术优势，或者被认为其所依赖技术的风险过高，它仍然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这三场冲突表明，即便数字技术日益普及，也未能带来决定性胜利。当今开放技术创新的快速循环，或许是解释冲突僵局的关键。数字技术的低成本和广泛可用性，为战斗人员提供了众多选择。即使在一方数字能力远逊于对手时（如“博科圣地”和“青年党”），该方仍可能成为强大的威胁。

这些案例表明，易于获取的数字技术已渗透到全球武装冲突中，并催生了持续的战略适应与创新。在这样的世界里，部署、应对和适应数字技术的选择至关重要。当冲突双方都能适应性地运用技术时，胜利便不再由技术本身决定。

换言之，战略决策能力在一个技术饱和的世界里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便数字技术日益融入战场，冲突依然趋于僵持。如同燃料或电力，没有数字技术就无法有效进行现代战争。然而，决定胜负的，终究是“炸弹和头脑”，而非“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