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休息。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总理住在招待所,名为“休息”,实则仍然日夜在为国操劳。为了总理的健康,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让他搞“特殊”,要严格执行生活标准规定。我们虽然感到过意不去,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切从简。
有一天,军区开文娱晚会,我去请总理参加,他欣然同意了。离开招待所时,总理邀我和他同乘一辆车。汽车缓缓行驶。总理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向我问这问那。当车子路过东凤路时,路旁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物映人总理眼帘。他问我:“这是什么建筑?”我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他又问:“你们修这个干什么?”我说:“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他蹙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阎红彦同志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总理要我们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说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
当时,军区和省里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各有各的财产。而且,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既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伸手,所花500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总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就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我听到这里,深感总理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即表示:“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大家乍一听,开始也多少有点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常委们经过短暂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总理的工作态度是那么严肃和认真,作风是那样细致和周密,在他行将离开昆明之前,当着我和阎红彦同志的面,他又重提此事,并问我们商量的怎么样?幸亏军区党委及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如实地作了汇报,阎红彦同志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问我:“你们真的舍得吗?”我说:“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总理听后满意地笑了。
后来,我们军区继续负责把这个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终,连同地皮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地方。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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